原住民文化產業的發展與挑戰

本文收錄於臺大農業推廣通訊雙月刊73期

文/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闕河嘉助理教授

一、前言

蔡宏進於2008年第68期的《臺大農業推廣通訊》中曾解釋鄉村「文化產業」的意義是利用產業發展的精神和原則,使鄉村文化成為兼具文化價值和經濟意義的商品。的確,1990年代以來,地方文化產業成為政府積極推動的建設發展項目,推動計畫可見於文建會、農委會和經建會等部會。先是成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核心概念,後又列為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一,是台灣重要的產業別之一。在原住民部落中,原住民文化產業的發展漸顯重要,尤其是再現部落傳統文化的「新節慶」,總吸引大量人潮前往觀賞,成為部落主要的文化活動。

圖一、2007年鄒族「生命豆祭」一景

以阿里山地區鄒族部落為例,阿里山鄉公所和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為發展其部落社區經濟,隨著過去14年來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發展軌跡,將原住民傳統祭儀之文化觀光產業視為具有發展部落經濟又有族群意識雙重意義的重要文化活動,創造包括「生命豆祭」、「戰祭」、「小米收成祭」、「感恩祭」等諸多「新」傳統慶典。此種文化活動不僅帶動部落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活化並傳承傳統文化,眾人樂見其成。然而在一連串看似彰顯的成效背後,卻隱藏了部落青年面對新舊傳統雜揉所產生的認同問題。

二、原住民文化產業的發展

原住民節慶和歌舞,向來都是各種活動中被展演的項目。愈趨頻繁的展演活動固化了社會大眾對於部落文化的看法,連帶也影響了部落人士對於自身傳統知識的呈現;再加上政府為拼觀光所推動的「遊客倍增」計畫,文化觀光產業於是被促生,部落文化活動更成為當中的重要行程。

其中,「生命豆祭」自2002年辦理至今愈具規模,2007年甚至突破萬人前往觀賞,儼然已經成為阿里山最醒目的文化觀光活動。作為一個推動部落觀光的文化產業,生命豆祭的「文化意義」與「精神」格外受到重視。鄉長為了向社會大眾「行銷」、「販售」鄒族的優良傳統文化以及阿里山的自然生態,遂竄改生命豆祭的儀式行為,刪減或為巫術模仿、或為陽具崇拜等較富爭議的詮釋,僅保留其中祈求豐收等較為正面的片段。於是,生命豆祭從一個充滿神話傳說的祭典儀式,轉變成為「鄒族先人感佩其[fo’na(生命豆)]生命力之堅韌及繁殖力之旺盛」所舉辦的祭儀。為強調鄒族人能像生命豆一般,「不畏任何困境,能生存並繁衍眾多子孫,使鄒族遍佈大地而生生不息」,生命豆祭的主辦單位廣邀部落未婚青年參與「鄒族傳統婚禮」,此傳統婚禮因而成為生命豆祭的重點宣傳活動。然而,此舉卻也致使鄒族青年對部落產生認同混淆或衝突。事實上,將生命豆祭的儀式與所謂的「傳統婚禮」結合,是部落中受爭議的課題。在此「文化」活動的設計裡,充斥著新/舊、傳統/現代、東方/西方的衝突,會場不僅包含「傳統」的鄒族氛圍,包括高塔、茅屋、鄒族傳統房子和傳統服飾等,卻也同時融合了「現代」的流行元素,好比氣球、彩帶、紅地毯和西洋結婚進行曲等。參與其中的新人們,在主持人的帶領下,歷經「聖火進場」、「成年禮」、「提親」和「搶婚」,最後進入「結婚」儀式。最終,「傳統新人」就在眾相機和攝影機的鏡頭下,完成所謂的「傳統婚禮」。事後,新人並不認為參與了部落盛事,反而認為自己被當成「觀光活動道具」,旁觀的族人也直言「那些新人被當猴子耍,還以為自己被眾人祝福」。綜言之,該文化活動抽離了傳統的儀式神聖性,也擺脫了傳統儀式繁複禁忌的束縛,其意義已非尋常。原本希冀透過傳統婚禮能夠凝聚鄒族青年對部落的向心力和認同感的企圖,面臨挑戰。

圖二、2008年鄒族「來吉感恩祭」

「感恩祭」則是來吉的鄒族人因應自身特殊人文區位所創造出來的新慶典之一。顧名思義,就是來吉鄒族人對母社特富野社的家族和長老表達感謝之情所舉辦的祭典。來吉部落源自特富野社,早年祖先由於追捕山豬而離開母社遷居至此。族人雖然改變了居住位址,但部落組織仍與母社緊密相連;易言之,來吉部落雖然沒有「大頭目」,無法自行舉辦年節慶典,但仍可藉由回到母社而參與部落盛事、襲承部落認同。「小米豐收祭」是鄒族人重要年節慶典之一,所有遷居外地的鄒族部落都會回到母社「過年」。來吉部落為表感謝,便在小米豐收祭結束後半個月內舉辦感恩祭,「回請」母社家族與長老。然而,原本應是「家務事」的文化活動,卻成為觀光客駐足凝視的「觀光景點」。這種創造的部落新節慶,一來可以呼應行政院的遊客倍增觀光政策,二來也成為鄉鎮的特色讓遊客消費,再者又因突破傳統祭儀限制,新節慶成了可以充分創作、發揮創意的「新」傳統。然而,此新傳統雖帶給部落社區經濟成長的正面回饋,卻也同時隱含族人被異化的負面危機。

三、文化產業對部落社區的回饋與挑戰

生命豆祭和感恩祭等文化活動帶給部落社區最大、也最明顯的回饋,就是部落的營收增加、族人的生活得以獲得提升。阿里山的業者多表示活動期間確實創造不少營收,包括民宿的住房率提高,到店家消費的人數也變多,甚至有些店家還需要額外多請工人才能應付龐大的觀光人潮。此外,山美社區經營的達娜伊谷生態園區,活動期間的門票收入也比平時增加,是生命豆祭活動直接在財務上受益的社區組織。

但是,除去經濟收益的好處之外,文化活動卻也為部落社區帶來兩大挑戰,其一是部落認同,其二是族人本身被異化的情形。首先,有關部落認同的議題,這些新節慶文化活動基本上不脫離經濟活動的內涵,同時也對部落族人和社會大眾,再次傳遞與再現鄒族的慶典儀式和文化節慶的意義。對阿里山鄒族人而言,部落的祭儀和文化慶典則是他們與部落保持特殊的聯繫,並維續其族群認同的重要管道。

然而,這些新祭典的流程、內容、空間佈置與祭儀解釋,乃是各種文化雜揉拼貼、移植和重組,呈現出的是文化元素與符號間去脈絡化的新創作。換言之,鄒族的「生命豆祭」並不是什麼傳統文化的「恢復」或「再現」,而是種創作。這樣去脈絡化的創作,對族人的文化認同產生不同的認知結果,有些族人認為這是提升部落經濟條件的有效方式,有些族人認為這樣的新節慶是凝聚部落族人歸屬感的文化活動,有些族人對於族群「歷史」與「傳統」的認同感到不安,甚至感到其破壞傳統神聖性的威脅,而拒絕承認此新形式的節慶儀式的文化認同。

關於台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認同,胡台麗曾指出,「其實原住民社會嚴重面臨的是文化傳承與認同的危機」,在朝代更迭上對原住民刻意的忽視固然是其中一個原因,近來觀光商業的發展無疑也導致原住民認同的離散。前者顯現的是種權力上絕對的區別,後者則表現原住民自身與社會的妥協。原住民的認同空間就如同展演的舞台,讓演員們在各種力量引導下展演出「原住民」的圖譜,演完也就散了。在歌舞表演中文化認同呈現詭譎的暫存性,在商業發展、政府公文、以及自身認知的原住民傳統間遊移。

圖三、2008年嘉義市「聯合豐年祭」

此外,許多部落族人對文化活動內涵持著相對冷漠、疏離的心態,整個活動流程,族人處在被安排、設計、演練、登場表演,付出勞動之後領取工資,這樣的勞動關係,大部份的族人處在被動與被分配的位置。趨近和分配資源的權力,幾乎全由活動的主辦單位所支配。鄉公所主其事者,雖然也大多是原住民擔任,但國家機構的體制之下,經費支用的目的、方式,都在一套預算結算的會計流程管制下執行,公務員無法以族群身份去做經費執行的差別處理。於是,所有的參與者,不論是部落頭目、長老、歌舞表演者或搭建傳統住屋,所有的勞動,都要化約到工資的型態來設計和精算,而族人的參與,大部份也是考慮自己所得到的工資以及被安排的「儀式位置」。因而商品化、物化與異化是部落新節慶當中,族人所面對的實況、困境與無奈。

四、結語

近年來在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影響之下,因社會、經濟與文化變遷而消褪原始意義與功能的傳統祭儀和文化慶典,在這一波新節慶運動中漸漸又再度重新出現。打著傳統祭儀復振所建構的新文化節慶,其名稱、數量與規模都遠超出部落老一輩族人的想像。「新」傳統的建構確實為部落帶來生機與商機:對內,透過文化活動,或者鼓勵未婚的部落青年結婚,提升部落人口,或者維繫情感交流和文化傳承;對外,則利用「祭典」此一行銷平台,宣傳阿里山的生態、觀光旅遊和農特產,如咖啡、竹筍、花卉等等,讓阿里山的好山好水,乃至於別人無法創造的鄒族文化,都能藉此機會發揚光大,行銷出去。惟此過程中所造成的族人認同問題以及定位問題,不得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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